最诡异的“丧尸”病原,直到两位诺奖得主出现(2)
这场人肉盛宴让盖杜谢克隐约觉察到,或许库鲁病的传播和同类相食的行为有关联。他立刻和同事采集了一批已逝病人的大脑样本,带回美国进行研究。
令他们沮丧的是,常规方法根本无法从这些样本中分离出引发库鲁病的病原体。这种神秘病原体显示出明显的遗传特性,但样本中找不到任何可疑的遗传物质,这让盖杜谢克困惑不已。
这种非同寻常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?也许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另类病毒?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,盖杜谢克又做了一系列动物实验。
他把库鲁病死者脑组织磨碎,用细菌无法通过的滤膜过滤后,将过滤液注入猩猩脑内,希望能够重现病症。一开始,猩猩并没有表出任何的异常。经过漫长的等待,盖杜谢克的坚持总算有了回报——一只参与实验的猩猩在注入库鲁死者“脑汁”的两年后,首次出现了类似库鲁病的症状。
随后几年,他又在猴子以及水貂等动物上成功重现了病症。盖杜谢克由此发现,库鲁病具有感染性和较长的潜伏期,病原体集中分布在患病死者的脑部(其他组织中的含量很少),从而导致神经性疾病。带有病原体的脑组织进入健康动物体内就可能造成感染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弗雷部落里的妇女和儿童患病率最高——她们接触到的库鲁病死者大脑最多。
后来,在盖杜谢克的劝说下,弗雷人抛弃了吃人脑的习俗,库鲁病也从此渐渐消失。
盖杜谢克获得1976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
盖杜谢克凭借自己的勇气和执着,破解了库鲁病的谜团,他也由此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这段历史后来在各种课本的出镜率很高,“吃人脑”的故事大概也成了不少孩子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。
它们都是“朊病毒”
弗雷部落的库鲁病被打败了,但这只是人类第一次与这种神秘病原体的正面交锋,它们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,而是刚刚露出冰山一角。
盖杜谢克的发现,勾勒出了神秘病原的一个模糊的轮廓。但它的真身究竟是什么,依旧扑朔迷离。随着对它的进一步研究,很多现象令科学家们感到无比困惑和惊诧。
这种病原体的个头很小,又具有感染性,大部分科学家们认为它是某种未知的病毒。但在电子显微镜下,却找不到任何与病毒有关的结构。不仅如此,科学家甚至没有检测到宿主原有成分之外的物质……它几乎就像穿上了“隐形衣”。
更诡异的是,这种病原体不仅有“隐身衣”,还扣着“金钟罩”!那些能够彻底灭掉其他病原菌的办法,放在它身上却毫无作用:它能够抵御高温、多种核酸酶与蛋白质酶、甲醛、超声波、紫外线等常规处理,甚至连伽马射线都无法将其灭活。
“看不见”又“杀不死”,这种开了挂的病原体可谓人类医学史上最不按套路出牌的对手(也难怪一开始有学者不相信它来自地球),以至于甚至很长时间都无法给它正式命名。
不过,它的发病方式和一些组织病理学特征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,比如,在死者的脑组织切片上能观察到大量“空洞”,好似一块满是窟窿的海绵,其间还有大块“淀粉样斑块”。
这样的特征,与流行了200多年的羊瘙痒症,20世纪以来出现的疯牛病(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itis,BSE),全球范围零散报道的人类克雅氏病(Creutzfeldt-Jakob Disease),以及传染性水貂脑病(transmissible mink encephalopathy)等疾病如出一辙。
而且,从流行病学角度来看,这些疾病都可能通过食用带有病原的食物,在同种或异种动物间传播(如牛或水貂于吃了带有病羊肉的饲料可能发病)。
这些线索,渐渐把很多相对孤立的报道串联在一起,为揭开神秘病原的面纱做了铺垫。科学家们将这类疾病归为“传染性海绵状脑病”(TSE),并开始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背后的分子机制。
这其中,贡献最为卓越的是美国的另一位科学家——史坦利·布鲁希纳(Stanley Prusiner)。
布鲁希纳出生于1942年,1968年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(UCSF)实习了一段时间,他感受到神经生物学在未来大有可为,于是留下来从事生化、神经和病毒的研究工作。
1972年,布鲁希纳收治了一位患有克雅氏病的女性患者——这是他第一次与“神秘病原”碰面。这种诡异的病原体让布鲁希纳感到十分惊讶,他决心揭开这种病原体的真实面目,去破译它的分子结构。
布鲁希纳用2年时间研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相关文献,并于1974年建立实验室,准备从羊瘙痒症入手研究“神秘病原”。然而,这类病原的研究十分棘手,技术门槛高,试验周期冗长,且要消耗巨额经费。
文章来源: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byswx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214/451.html